左右乳业标准？蒙牛伊利“六宗罪”：一场21世纪的“叫魂”危机

1768年，中国正处在清朝乾隆统治时期，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盛世，人口首次突破一亿。然而就在这种美好盛景之下，一件极其诡异的妖言流传开来。

这年春天，一个可怕的妖术传言在最富裕的江南地区快速扩散——有些游方的和尚道士会一种叫做“叫魂”的妖术，通过剪走人的发辫，然后做法来控制人的灵魂。

但就是这样一种颇为滑稽的谣言，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恐慌。不仅乞丐、劳工、僧人和书生遭到波及，各省官僚和军机大臣均未幸免，就连身处承德避暑的乾隆皇帝也为之震动。

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所著的《叫魂：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》，讲述的正是这个“盛世妖术”的故事。在书中，孔飞力细致的描述了当时整个社会上至乾隆、官僚精英，下至流民百姓是如何在叫魂中使得一场盛世帝国走向悲催和没落的，以及人们是如何传播和相信那些即使无法证实也愿意相信的“妖术”的。

252年后，一篇名为《深扒蒙年、伊利六大罪状，媒体不敢说，那就我来说》的文章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该文以“六宗罪”控诉了蒙牛伊利左右国家乳品标准制定，虽然奶业协会很快就发了“辟谣声明”，但关于蒙牛伊利阴谋论的讨论，依然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。

一场21世纪的中国乳业“叫魂”危机，就这么突如其来的发生了。

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？谁左右了生乳新标准？

在点击发送的那一刻，王小七可能没想到自己的文章，会是一颗引爆全行业的炸弹。

7月10日，他在自己运营的微信公众号“世界灯火君”上，更新了长文《深扒蒙年、伊利六大罪状，媒体不敢说，那就我来说》。该篇文章用词犀利，标题极具冲击力，企图以惩恶扬善的视角抨击多家乳企“产品质量不达标”、“往牛奶里添加化学物质”、“降低检验标准”、“压榨奶农”、“欺诈消费者”等罪状，蒙牛伊利左右国家乳品标准的结论，更是让近年来对奶粉安全高度紧张的中国父母纷纷转发，文章以极快的速度冲上了热搜第一，引发了极大的舆情关注，让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，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进行辟谣，但对中国乳业安全的质疑，一时间引爆了朋友圈。

而这一危机，早在10年前就已经埋下了引线，只不过上次跳出来质疑的是业内人士。

“目前中国乳业行业标准是全球最差标准，其标准的制定被少数奶业巨头绑架了。”2011年6月15日，时任广州市奶业管理办公室负责人的王丁棉，在中国奶业协会举办的论坛上，对一年前正式实施的生乳新国标再次开炮。

新国标主要体现在生乳“蛋白质含量”和“菌落总数”两项指标。

2010年3月26日，原国家卫生部发布“乳品安全国家标准”，该标准共66项，其中第一项就是“GB19301-2010生乳”。2010版生乳国标将蛋白质从≥2.95g/100g调整到≥2.8g/100g，远低于发达国家≥3g/100g的标准；将菌落总数从50万调整到200万，比美国、欧盟10万个的标准高出20倍；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标准都在20万个以下。

四次参与乳品“国标”制定的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魏荣禄说，从25年前的每毫升50万个的菌落总数标准，到现在定为200万个，确实令人匪夷所思。“200万个是什么概念？形象地说，就是在牛场挤奶的牛舍里，苍蝇乱飞”。

该生乳标准发布后，业界一片哗然，将该标准称为“史上最差生乳国标”。

“乳业国家标准最早做初稿时，蒙牛制订巴氏奶和超高温灭菌奶的标准，伊利制订的原奶收购标准，光明制订的是酸奶标准，这对国家标准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。”魏荣禄的这番表态，更是让蒙牛伊利站上了风口浪尖。

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，生乳新国标的下调与乳企无关。

时任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就表示：“我们的乳业国家标准的确不高，但这都是为了顾及国情。”

他指出，2010年我国奶牛养殖业的实际情况是：小规模散养比例较高，占比超过70%；100头以上规模的奶农不到30%。“小规模散养不是规模化养殖，经常是自家种什么，就给奶牛吃什么，蛋白质含量不稳定。”最后，那达木德说：“如果我国大幅提高奶业的标准，将近70%的奶农将不得不倒奶甚至杀奶牛。”

两项关键标准最后一刻变脸，是国情所致？

多名奶业专家对“国情说”并不买账，乳品新国标出台前两关键标准最后时刻的变脸，更是让多名曾经参与标准制定讨论会的奶业专家深表困惑。

2010年2月，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召开各分委员会会议，审查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。经主任会议审议，通过了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。新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于3月26日由卫生部批准公布。

“三聚氰胺事件”爆发后，重新制定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成为共识。2008年12月，在卫生部牵头，多个国家部委成立了协调小组，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整合完善。各部门推荐了近70名专家组成专家组，组长由时任中国疾病控制中心食品与营养所副所长王竹天担任。

2009年8月19日，魏荣禄最后一次参加乳品标准讨论会议，就在这次会议上，在几位奶业专家力主下，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50万个、每百克生乳蛋白质不低于2.95克的标准达成一致意见，形成最终送审稿。此后，魏荣禄就没有再介入乳品定标工作。

可是，2010年3月正式公布的方案，菌落放宽到200万个，蛋白质降低到2.8克。回忆起乳品新国标的制定过程，魏荣禄颇有些遗憾：“我至今也没有明白，反复讨论形成的送审稿，其中一些关键性标准，最后为什么会被推翻？”后来魏荣禄曾经托人打听。“据说是各部委协调的结果，怎么协调我们也不知道。”

乳品新国标公布后，遭到媒体和公众炮轰：“中国乳品标准创全球最差标准，标准制定被大企业所绑架。”

面对舆论的巨大压力，蒙牛、伊利及光明，都第一时间表态未左右国家标准制定，卫生部网站也刊发了农业部、卫生部两位专家对相关问题的答疑。

文章中，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（上海）教授级高工孟瑾透露称，农业部正制订生乳分级标准，引导乳企按照生乳等级生产差异化乳品。针对生乳标准降低影响健康的质疑，孟瑾说，《生乳》蛋白质指标是反映原料乳的质量指标，不是供消费者食用的乳制品产品的指标。

据农业部的一项调查，2007年到2008年夏季，北方一些省份生乳蛋白质含量低于2.95克/100克的比例分别达到75%和90%。

孟瑾表示，生乳蛋白质含量受奶牛品种、饲料、饲养管理、泌乳期、气候等多个因素影响，“比如在5月下旬至8月下旬的3个月的泌乳期内，相当一部分牛奶蛋白质含量低于2.95%的平均值。”

据农业部门调查，我国生乳蛋白质含量范围在2.8%-3.2%之间，平均值为2.95%，孟瑾称，生乳标准中蛋白质含量指标是生乳收购的最低要求，但不同的乳产品，必须达到相应的国家蛋白质含量标准，才可上市销售。

但即便再三解释，媒体及民众对生乳新国标的质疑依然不减。

“我觉得2.95的标准是可以达到的。”有媒体找到了当时已年近九旬的中国“乳业泰斗”骆承庠，他表示，“标准不能定得这么低。”事实上，“只要舍得给牛精饲料和优质牧草，不用三五天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就会得到提高。”

针对民众的质疑，2013年6月，国家卫计委在官网再次就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作出回应，表示设置蛋白质指标为大于等于2.80g/100g，是因为我国目前奶牛饲养中粗饲料结构单一、优质饲草饲喂率低，并再次重申了我国乳业的国情。而对于菌落总数的指标，卫计委指出，目前我国奶牛小规模散养比例较高，10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例仅为23.1%，5头以下比例为32.4%，这种小规模养殖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。养殖水平低造成生鲜乳菌落总数相对较高。当前《生乳》国家标准设置菌落总数的指标是符合我国发展实际，能够保护大量中小规模奶农的利益，维护我国奶业稳定发展。

综上所述，生乳国标标准降低是真实事件，也有蒙牛伊利的利益诉求在里面。但这个决策是卫生、农业等国家主管部门的决定，怪到蒙牛伊利头上则有失公允，控告他们左右了国家行业标准更是无稽之谈，虽然他们的确是得利者，但作者明显高估了他们的能力。

可就是这样一个已经被官方多次辟谣的传言，为何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在朋友圈兴风作浪呢？主要有三个原因。一是因为三聚氰胺事件后，国人对奶粉安全太过敏感，事关民生安全，大家的重视程度本来就高；二是因为10年前生乳新国标制定信息的不透明，让谣言有了可乘之机；第三则是蒙牛伊利两大奶企在过去的壮大过程中，的确存在添加剂封闭、质量丑闻等安全问题，面对民众质疑时更多的是采用堵而不是疏的解决方式，此次的乳业“叫魂”危机也算是民众长期积累的负面情绪的一次宣泄，以蒙牛伊利为代表的中国乳业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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